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大宗子过继到小宗，又兼祧大宗的案例，有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独子兼祧了大宗和小宗，那在他的本生父母和兼祧父母之间，应该以哪个为重？那么，当兼祧的两方都是小宗时，又该如何抉择？这个问题相当有深度，值得专门探讨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准备引用一个清代的经典案例：过继子兼祧两个小宗时，应该以本生父母为重，还是应该以兼祧父母为尊？ 兼祧制度在明朝时期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，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法，到清朝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，它被正式写入法律，成为合法的制度，目的是补古礼之缺，济人道之穷。然而，伴随着兼祧制度的确立，许多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比如兼祧子如何为双方父母服丧，兼祧子如何婚配等等。随着这些问题的增多，朝廷也在不断调整律法，以适应时代的发展。 举一个经典例子，就是李鸿藻的兼祧问题。李鸿藻是大宗的儿子，他出继到小宗，又遇到本支大宗绝后，因此他需要兼祧大宗和小宗，按照以大宗为重的宗法原则，李鸿藻应该以大宗的本生父母为重，兼祧的父母则为次。 但问题是，当小宗之子出继到小宗，又遇到本支小宗绝后，出继子需要兼祧两个小宗时，究竟应该以哪个小宗为重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可以通过道光年间南昌太守张寅（字子畏）的家族案例来分析。 张寅，安徽桐城人，出自桐城张氏，是名臣张士维的后裔。张寅的家族历代人才辈出，包括张秉文、张英、张廷玉、张若澄等名臣。张寅于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考中进士，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，历任户部主事、江西九江知府、南昌知府等职，是清代晚期的知名良吏，直至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病逝。 张寅的祖父张裕淮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张同椿、次子张栋、第三子张森、第四子张效彬。长房的张同椿无子嗣，二房的张栋虽然有一个儿子，但不幸早逝，三房的张森有一子张开运，四房张效彬有两个儿子，分别是张寅和张开第。因为张栋没有儿子且长期忧郁，张效彬决定将自己的长子张寅过继给张栋作为嗣子。张寅当时仅十二岁。 在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张栋的妻子病重，张效彬通过宗族安排把张寅过继到二房。张寅的二伯母去世后，张寅为二伯母服丧，完成服丧后，参加科举，写上了嗣父张栋的名字。这时，长房的张同椿依旧没有后代，且年事已高，张效彬于是将自己的小儿子张开第过继到长房，解决了长房的绝嗣问题。 此后，二房的张栋去世，张寅作为嗣子，按规矩为嗣父服斩丁忧。服满后，他成为进士并以户部主事的身份担任职务。这时，张寅将本生父母接到京城供养，并在外任职时也带着他们一同赴任。尽管他安养了本生父母，但心中始终难以释怀的是，本生父母的家族若再无继承人，将面临绝嗣的命运。 然而，命运并未停歇。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张开第早逝，长房再度绝后。与此同时，张寅虽然过继到了二房，但也未能育得子嗣。眼看着长房与二房再次面临绝嗣，三房的张开运决定将自己的次子张传顺过继到长房作为嗣孙，并把三子张传和过继给二房，确保四房的延续。 然而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张效彬这时已年老体衰，再也未能生育，因此，原本有子嗣的四房最终也面临了无嗣的困境。张寅为此深感痛惜，尤其是在担任官职期间，他不仅将本生父母接到京城安享晚年，还因本生父母的家族即将绝嗣而忧心忡忡。 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，张效彬的妻子去世，张寅按照礼法为本生母服丧。然而，这一行为引发了争议，因为张寅已经为二房的嗣父母服丧三年，而根据当时的规定，他本应为本生母服丧一年。这一差异让张寅痛苦万分，尤其是心中痛感，本生父母本应有继承人，却因为家族的特殊情况而面临无嗣的命运。 面对如此困境，张寅向朝廷申请，希望能够归宗，即将本生母的丧事视为更为重要的事宜。虽然礼部和吏部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但最终，张寅还是凭借吏部的支持，决定为本生母服丧三年。 通过这个案例，我们看到，兼祧子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以哪个父母为重，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情感和法律的博弈。在面对宗法和人情之间的冲突时，张寅的行为体现了深厚的孝情与家族责任感。他不是出于对财产的欲望，而是出于对父母的孝顺和对家族传承的责任。因此，尽管严格的礼法或许对他有诸多约束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情理和人情的考虑往往会让这些古老的律例显得有些人情化。 最终，张寅的选择获得了当时许多礼学大家的理解与支持，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孝道的认可，也是对兼祧制度在现实中的一种人性化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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